1935年8月，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毛儿盖成功会师。为了增强两军的领导力量，红一方面军决定调派几位高级将领，郭天民、张宗逊和李聚奎等人被选中担任四方面军下辖部队的参谋长。尽管这些人曾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过师职炒股融资渠道，且都曾是军事主官，但在四方面军，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协助四方面军的将领，肩负起参谋长的职责。
这次调动并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，特别是对于李聚奎来说，原本作为红一军团红一师的师长，他的职责和地位都相当重要。红一军团下辖的1师和2师，在长途行军和战斗中屡次参与过艰难的战斗。1师在黄公略的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磨砺，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，而2师则由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，这两支部队的战斗力不可小觑。特别是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，这些部队面对敌军的追击，仍能坚守岗位，为中央政权化解了诸多险境。
李聚奎在担任红一师师长期间，与政委谭政、以及1团团长杨得志、3团团长黄永胜等干部密切合作，大家的合作默契与战绩辉煌使得他们在军中的地位逐渐上升。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将领，杨得志、黄永胜和邓华都成为了正兵团级的上将，李聚奎虽然调任了参谋长，但他依然保持着军中的声望。
展开剩余66%然而，表面上看似平常的职务调动，背后却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。从一些历史回忆录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一丝端倪。原来，在李聚奎调任参谋长之前，红一师的作战情况并非一帆风顺。1师下辖的各个团在战斗中表现不同，1团因其出色的表现被称为模范团，深得李师长的器重。而2团和3团的情况则稍显复杂，尤其是3团，虽不如1团那样受重视，但也不得不参与紧急的行军与战斗。
有一次，在一次长途行军中，3团因为没有接到行军命令，导致他们滞后了很久。等到部队接到命令后，大家急忙赶路，最终以200里的急行军抵达预定地点。疲惫不堪、饥肠辘辘的他们，不仅要面对敌军的追击，还要在极度缺乏补给的情况下求生存。因为缺乏食物和衣物，部队情绪低落，甚至有些人开始对师长产生抱怨，言辞中带有不满情绪。
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纪律的约束显得格外薄弱。部队成员为了生存，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。有的人在山里挖掘藏粮，有的人在村庄里直接抢夺粮食。这时，虽然部队领导要求进行纪律整顿，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纪律显得格外脆弱。尤其是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并不了解，他们甚至在看到红军到来时，纷纷逃离。即便红军士兵愿意支付，也根本买不到粮食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1师的领导发生了变化，李聚奎被调任四方面军担任军参谋长，而2师的政委刘亚楼则接任了1师的师长职务。刘亚楼上任后，毫不犹豫地开始整顿部队，手段异常严厉。甚至有一个通讯员因打死了一头猪而被枪决，这样的严酷措施虽然在当时看来有些过于苛刻，但吴法宪回忆道，这种做法并非孤例，在当时，大家都采取了类似的严格手段。
刘亚楼铁腕整顿部队的原因很简单：如果军队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无法保持纪律，就很难在战场上站稳脚跟。在部队领导下，杨得志曾因迟到几分钟而被罚站，这一切都说明了纪律的严肃性。虽然这对1师的士兵来说似乎不公，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，部队才得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，迅速恢复了秩序。
李聚奎调任四方面军后，改任副参谋长，参与了许多关键的军事行动。在四方面军的经历并不轻松，他们曾计划北上，却因战局变化被迫南下，最终在百丈地区遭遇了重大失利。尽管如此，四方面军并没有气馁，他们与红二方面军一起继续北上，并最终成功抵达了陕北。
李聚奎的历程不仅充满了挑战，也体现了红军高级将领在不同战场上的应变能力和决策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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